今天，香港和闽南各界人士在泉州承天寺举行“纪念弘一大师圆寂七十周年”的大会，主持人要我也在会上发言。我近年来对大师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有些零碎感想。在别处也曾谈过;今天为了表达对弘一大师的敬念，只好就中选择几点再简约地谈一下，也算是“心香熏爇”吧!
(一)大师在近现代高僧中，为什么有较为广泛和较为持久的影响?我想，近现代高僧戒行最谨严而为人敬畏的是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刻苦持律，其庄严戒行，不亚于印光大师;学问渊博，佛学论著面貌最新，最为学术界推重，其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是太虚大师。而弘一大师重兴律宗，以最新的“戒相表记”的方式整理“四分律”，又以谨严、精细的精神著述，整理其它律宗著作，并兼阐净土、华严、法相诸宗要义，在奉扬佛学的精深、博大和开新方面，不亚於太虚大师;诗词的写作，以曼殊及寄禅法师(八指头陀)为最著。弘一大师在这方面的造诣，不亚於二公，而在音乐歌曲方面的创作影响，又大为超过。从这三者看，弘一大师的成就是最为全面的。他的影响力较为广泛和持久，也就很可理解了。
(二)弘一大师为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丰子恺先生《为青年说弘一法师》文中说：大师的“人格特点”、“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凡事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每做一种人，都十分认真，十分像样……都是‘凡事认真’的原故。”这是很有见地的。大师少年治学时，以天才和勤奋而成为兼擅“诗书画印”的多情多艺的才子，成为爱国志士;东渡留学后，成为努力从事和引进西方美术、音乐、戏剧的先进的艺术家;回国后担任教学工作，成为“模范教师”;出家后以过人的刻苦精神和丰富著述奉扬佛法而成为高僧大德。佛家说佛菩萨为方便计，能现种种相以引渡众生，弘一大师每做一种身份的人，亦即现一种“相”，都是很竭诚、很认真、很严肃、很彻底、很出色地去做的。所以他为人的最大特色是认真和严肃，是一丝不苟，这使他成为一个崇高、伟大的人，用今人流行的话说，是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三)弘一大师对自己的要求是认真、严格的“尽已”和“克已”;他对待外在的人生、世界的根本精神又是什么呢?
近三十多年来，有些文章、会议发言和对描写、演示大师生平事迹的文艺创作的讨论，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根本精神是爱国思想。我认为这种观点过於狭窄。诚然，大师早年诗词和“抗日战争”后所表达的坚持民族气节，必须有“殉教应流血”、“念佛不忘救国”的决心和修持，又倡议僧人组织抗战救护队等，其爱国思想的表现是一贯和突出的;然而要把这种思想作为他的对外精神的根本或曰核心或曰主导，还是不够的。佛家倡导“大悲”、“大智”、“大雄”三种精神：“大悲”是同情、爱护一切众生的感情基础;“大智”是提高、发展这种感情基础的理性自觉;“大雄”是实践上述两者的坚强意志和“愿力”。大师在《佛法大意》的讲辞中说：“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菩提心者，即是利益众生之心。故信佛法者，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在《佛教的简易修持法》的讲辞中也说：“发菩提心的人，应发以下之三种心”，即“大智心”，“大愿心”、“大悲心”;“菩提心以大悲为体”。可见“大悲心”是包括一切同情心、爱心、救度众生心的感情基础，“爱国思想”应是包括其中的一种。不但佛家如此，一切真正的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也都要以“大悲心”为其思想、感情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说，弘一大师对待人生、世界的根本精神，应是包含广大的“大悲精神”，而非有特定界限的“爱国思想” 。
(四)对於大师的“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的不同侧面的认识问题。
朱光潜先生写过一篇纪念大师的文章，题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强调大师的出家，“虽是看破红尘，却绝对不是悲观厌世”，而是努力在文化事业上，做“救济众生”的工作。这是从一个侧面来理解大师立身行事的“入世”与“出世”精神的统一。从另一侧面来看，也可以说大师出家后的立身行事是“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业”。因为大师出家后刻苦修持和工作的精神，不落一般积极“入世”的常人之后，而且大大超越，且其工作的目的并没有排除佛教教导众生脱离红尘苦厄的指向。两种理解，看似不同，实是注视的“侧面”有異，可以作辩证统一的理解，不宜片面拘执。
(五)对於大师书法的认识问题。
上文说过弘一大师在德行、佛学、诗词三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影响;这里再谈大师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大师在出家后，放棄其它艺术活动，但对书法艺术没有放棄。他认为书法可以书写佛教经典和格言，启导众生，对於奉佛不但无碍而且有益。所以他出家后的书法艺术继续发展，功力更深，境界更高，达到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它创造的书法风格面貌，与古大家无一相同，是今天很多人所喧嚣追求而不能到达的真正的“原创”。我的《当代论书绝句》有一首说：“几分新变费追攀，原创要求事更难。数遍近今僧俗界，两家赵李倘登坛。”又附说明：“古代大书家，创造自家风格而能达于所谓‘原创’境界，即变化大而功夫深者，为数极少。……环顾近今代书家，学古深广，变化显著，创造新美风格最能近于所谓‘原创’者，似唯有晚清之赵之谦与民国后成为高僧之李叔同二人，其难可以概见。”李叔同为大师在俗姓名，众皆知之。我之所论，虽为个人主观认识，但相信并无溢美，原以此就教於海内外的方家、大雅之士。
陈祥耀：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