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白谦慎，艺术史学者，1997年至今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他于1955年生于天津，1974年毕业于上海财贸学校金融专业，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在获硕士学位和修完比较政治博士课程后转学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5－1997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主要著述：
中英文著作有《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等。
近年在海内外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旅美艺术史学者白谦慎做学问不拘领域局限，擅于跨界，融会古今。他专事中国书法艺术史研究，却将不同学科的思考方法和学术元素糅进著述，这才有《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傅山的世界》那样视角独特、见地深刻而流畅好读的书法史佳作。
最近，凝聚其书法艺术研究心血的《白谦慎书法论文逊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由他参与编癣撰写评注文字的《张充和诗书画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刚刚与内地读者见面。前不久他回到北京，在国家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文人艺术的现代命运”的讲座，现场听众反响强烈。该讲座前一天，在颐和园南门外一家咖啡馆，白谦慎先生就书法艺术、著述、传统文化现状等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不时运笔写下不易用语言表达的某个字，用的是友人所赠的一款日本笔，笔尖是撮毛，笔腹却如自来水笔似地藏着墨汁，这种古今、中西结合方式他亦能认可，写起小楷来精致隽永，毫不含糊。
自1986年告别北京大学教职到美国罗格斯大学读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转向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直到1997年至今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艺术史，白谦慎的求学、执教、治学之路走得还算顺畅，这固然有偶然因素，更多还是源于他的学业背景、专业走向以及人格因素。许多年间，遭逢人生、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他每每做出事后证明是正确的选择。1972年，要么听父亲的去工厂做个工人，要么依母亲之见继续读书，他决定去上海财贸学校，且不说所学金融专业对其后来学术生涯有何裨益，那所学校练书法的传统对他今天的专业所向影响颇深。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他是上海一家银行的职员，对政治兴趣浓厚，就考上北大国政系……他总能遇到如耶鲁大学班宗华教授和介绍他去耶鲁读书的张充和女士这样的“贵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89年秋，我决定离开政治学界……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曾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书法二十余年的前辈张充和女士。当她听说我打算转行后，稍稍停顿了一下，突然说：‘小白，你愿意到耶鲁来读艺术史吗？如果愿意的话，我将郑重推荐／”（《机缘、爱好与专业选择》，见2010年7月1日《南方周末》）
读书报：正式学习书法与转向艺术史专业，你都像是“半路出家”？
白谦慎：是啊，我是在上海财贸学校读书的时候开始学书法的，那是1973年，我都十七岁了，确实不算早，但我学得很投入。那时遇到了好的书法老师，也得到一些鼓励。在那之前，毛笔字总归写过，“文革”时会抄点东西。后来我在美国读书，1990年从政治学转向攻读艺术史，从年龄上来说也不是很早，可是我为此准备了二十几年，很多年里我一直和文人、书法艺术打交道。
读书报：从前的政治学专业背景对你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有帮助吗？
白谦慎：应该说非常有帮助。有人说我的著述是多学科的，那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多学科的背景，很自然地就那么写了。如果说多学科的背景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帮助的话，首先，我对创作的过程非常熟悉，我研究书法史，自己也一直在练习书法，这一点是一般的艺术史学生不容易做到的。我读艺术史的时候常常需要辨认草书、印章，还要面对古汉语，这对很多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是困难的，但我对此非常熟悉。对于创作的过程，一般西方的艺术史教授也未必有这个背景。而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教创作课。其次，我看问题比较宏观，这是政治学专业养成的视角。我每天都看政治新闻，比较关心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
读书报：多年西方求学、治学经历令你能更好地反观中国文化？
白谦慎：这方面很有裨益，哪怕是逐渐的。西方的学术规范、他们关心的问题、如何找资料等等，哪怕我没有刻意去学，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像《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的议题就是关于“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本身就是西方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读书报：这些年，很多中国艺术家在西方世界很受关注，但他们大多以东方的、传统的元素取得成功，比如蔡国强的火药装置艺术，还有徐冰的“天书”，你如何看他们的成功？
白谦慎：有人批评他们的成功是中国符号的竞赛，可是换句话说，一个中国人，不用中国符号还用什么符号呢？这也是很自然的。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都走向汉字？谷文达、徐冰的艺术作品都用汉字元素。我接触的外国人对书法特别有兴趣，他们把汉字当成抽象符号，有一点神秘感。西方有一批抽象主义画家受到东方的绘画和书法的启发，他们看到这不是拼音文字，觉得是奇特的文化现象，觉得汉字不可思议。
读书报：你觉得今天中国的书法艺术环境如何？
白谦慎：我没做具体的统计，但感觉上喜好书法的人还是很多的，特别是离休干部啊退休职工埃有些小孩子也学书法，有段时间他们通过学书法可以达到升学加分的目的。
我们对书法的理解最缺乏的就是文气、书卷气，现在人们不太读书，艺术家也不爱读书。大家别总是玩形式，更要靠内涵。为什么张充和的字出来后人们觉得好？因为她的字特别有书卷气，技法上并不复杂，主要是靠内涵。
读书报：你曾在媒体采访中说中国传统书法是精英文化，那今天的书法是什么？
白谦慎：今天的书法不太精英，也并不小众。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文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是社会精英的文化。当然，我们可以把文人分成低层和高层，比如我眼下正在研究的吴大澂，他是清代的封疆大吏，当然是高层文人，他自己也是特别优秀的艺术家。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明代的董其昌，大书法家，做官做到礼部尚书，一品，是很大的官。今天，喜欢书法的大有人在，收藏书法作品的人也还有，但真正写得好的很少。
读书报：书法的实用性日渐淡化，你怎么看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白谦慎：当书法越来越淡化实用性，就会凸显其艺术性，这么大的变化是好是坏还不好说。艺术院校毕业的人写书法更强调创新，而在过去，人们每天写的手稿都是书法作品，过去的书法更接近日常书写，很实用，体现的东西比较精微、比较细致。现在的书法常常比较夸张，追求视觉冲击。这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过去写字，给别人看，也给自己看，这是从前文人艺术的一大特点。倪瓒说过，“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张充和女士就很好地保持了这个传统，她的书法自娱性很强。现在的人，很大程度上把书法当成作品推向社会，你不能说他没有自娱的成分，但关键还是写给别人看。
读书报：有句话说“字如其人”，书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文化修养？
白谦慎：我觉得书法反映人的文化修养更确切一些，这确实是字如其人，像傅山那么怪的人，字也怪；张充和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她的字也很雅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字俗，常常跟这个人的俗有关。今后，是不是还能这么直接地看待字和人的关系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的很多书法作品写得很夸张，能不能代表书写者还要研究。
读书报：对书法而言，汉字是基本元素，你如何看这些年汉字的繁简之争？
白谦慎：对书法界来说，不存在繁体和简体的争论，我们历来都是写繁体字。我妻子是教汉语的，她说简体字简单易学，很受外国人欢迎。书法家一般还是写繁体，因为好看，像古代的行书，笔划多有笔划多的道理。中国政府把简体字用行政手段加以推广。但我跟台湾朋友讲，不要总把简体字当成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傅山也写好多简体字埃更不要低估中国大陆年轻人阅读繁体字的能力，本来就都是汉字，有上下文就可以阅读，他们有大量接触繁体字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读书报：《傅山的世界》来自你的博士论文，在成书过程中，内容和写法上有什么调整？
白谦慎：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中史景迁教授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比较高，他认为这部作品跟一般的艺术史著作相比历史感强，比较扎实。我的导师班宗华建议我应该多关注晚明。后来证明他的建议很重要。另外有位教授说我在论文中的叙述不够流畅。后来成书的英文版是我在叙述上下了很大功夫的，叙述变得流畅，还加强了晚明的比重。
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的一个关于晚明印刷文化的项目，极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就想把这些内容也加进书里，让文本生动一些，还想把关于书法中“奇”的讨论作为一个主线。1999年我拿到了盖梯基金会的一笔钱，单位也给了我一笔钱，我可以一年不工作，专心写书。差不多半年快过去了，也没想好该怎么入手来改写。有一天，突然想起论文中引用了江西文人徐世溥的那封信札，那封信对万历年间文化事业、风流人物概括得那么好，为什么不从它开始谈？我就以这封信作引子，将论文重新组织了一下，加重了印刷文化和晚明的部分。
读书报：你在《傅山的世界》导言中说，“本书虽然是一本艺术史的著作，但它也为其他学科的读者而作。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我们姑且称之为“野心”，这能代表你治学、著述的基本理念？
白谦慎：有的时候，我写的文章不见得有意为谁写或不为谁写，可我写完之后就能知道，这本书是否对其他领域的读者有所启发，比如《傅山的世界》就会对从事清初思想史研究的人有帮助。我在这本书中涉及了傅山的那个文人圈，他们共同的学术兴趣。2007年我在山西开会时遇到武大的一位哲学教授，他说他们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向思想史专业的学生推荐了《傅山的世界》。
读书报：不管怎样，《傅山的世界》终归是一部由专业论文衍生的学术著作，它吸引了很多非专业读者，你是否有意在表达方式上有所倾斜？
白谦慎：我在写法上讨了个巧，但不是刻意的。傅山所处的晚明社会太像今天了，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商品化、城市化、娱乐化、儒家经典的衰落等等，艺术上追求“奇”，追求震撼效果，这跟当代艺术也类似。所以，这本书被艺术史之外的读者接受，很大程度是借助了题材，加上傅山这个奇特的人。
读书报：最初为何确定傅山为持续十几年的研究对象？
白谦慎：选傅山做研究对象与我的书法背景有关，从事书法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书法史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碑学的崛起，重要性相当于西方美术史上印象派的崛起。1990年，我从罗格斯大学比较政治学专业转而到耶鲁大学读艺术史，当时我的导师和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在美国合办了八大山人书画展，导师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八大山人书法的文章，那是我写的第一篇长文章，讨论了八大山人晚年的书法如何向碑学转化。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金石学的问题，这就跟清代的学术风气有关了。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傅山比八大山人更典型，于是我就很早确定了以傅山为研究对象。
读书报：现在关于傅山的研究还在进行吗？
白谦慎：我仍在关心和傅山相关的新材料，但除非是特别重要的材料我才会考虑写一些东西。一般情况下，我会把材料交给我在山西的一个好朋友，他在研究傅山，而我现在的研究重点是吴大澂。
读书报：《傅山的世界》简体版至今印量多少？
白谦慎：我从三联书店得到的数据是首印加上重印一共有两万二千册，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记得当时8000本起印，一个月后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要加樱我问过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朋友，书法理论类图书的印数大多在四千册左右。国内书法界关心书法理论的人大致是这个规模。再加上一些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关注这方面的书，大概可以印六千册。《傅山的世界》除了上述读者之外，我想还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史专业的人士。此外，就是其他各方面的读者了。
读书报：有评论认为《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比《傅山的世界》还要精彩，你自己怎么看这部作品？
白谦慎：这本书在写法上逻辑推理性特别强，如果你接受了我的前提，跟着我的论证过程走，最终就要同意我的观点。碑学初兴起时是对传统帖学的补充，逐渐发展起来后，就特别强调原始、古朴，人们的审美观也在变化。到了晚清，康有为认为，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都是好的。到最后，一般工匠随手雕刻的、歪歪扭扭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临摹的对象。后来20世纪有汉简和敦煌文书出土。敦煌文书里，你把唐代写经中很精致的作品拿出来作为临摹范本还可以，可是有些人把写经纸背面像小孩子写的很原始的东西，用完全是赞美古代名家的语言来形容，甚至有些此类的东西已经印到中国书法史的著作里去了。
我有个观点，没有被书法经典影响过、熏染过的人写的字，比如有些老人、儿童，他们写的字是有天趣的，傅山也认为儿童写的字很好，像上古的一样。古代有儿童，现代也有儿童，为什么一定要与古为徒？既然古代老百姓随手写的东西受到尊崇，今天老百姓的书写为什么不能学？
读书报：你有“素人之书”的提法，如何理解？
白谦慎：素人这个提法来自日语，日语中管外行叫素人，像白纸一样没有被污染。内行叫墨人，近墨者黑，已经被染过了，学过了。素人之书不是一个阶级或文化程度的概念，素人完全是没临过帖。临帖这事情很顽固，一旦临过就不一样。小孩子只要学过基本音符，唱歌再变调也有感觉，如果在原始森林里找到一个人，没听过人类唱歌，他嚎一嚎，还是不一样。小孩子是最纯粹的素人。
读书报：《张充和诗书画逊是你编的，她参与多少？
白谦慎：书中的诗是张充和女士自选的，画和书法是我选的。之所以这本书直到2010年才出版，是因为2004年三联书店的张琳提出这个想法后要报项目，签了合同之后，我还在修改《傅山的世界》，此外，为书中书画作品拍照的时间相当长。我和张充和女士并不在一个城市，一般两三个月见一面。她九十多岁了，找作品也不太方便。我忙完其他事情后开始专心写这本书的评注，那时我很担心老太太的健康，她得过严重的肺炎，一到冬天我就紧张。后来又在等余英时先生的序言，他写了那么好的长文，写文章过程中又开刀。这些因素加在一块，就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本书。
读书报：你现在坚持每天练字吗？眼下在研究吴大澂？
白谦慎：我每天都很认真地练字，一三五晚上写大字，二四写小楷。晚上我睡不多，总是四五个小时后就醒，醒来就干点事情。在美国，我就长期把课安排在上午，因为我要午休。每周一三五上课，下午午休后，就是备课，写作，做一些应酬。晚上练字。二四没课，早晨就写小楷。
目前是在研究吴大澂，他是政治人物，也是艺术家和收藏家。我关心的是他除了办公以外的业余生活，他刚好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研究他也会牵扯出一批人，这和研究傅山是相似的。吴大澂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精英，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爱好是我感兴趣的。研究他和研究傅山的不同在于对傅山的研究是纯艺术上的，研究吴大澂则是文化问题，当然也要有些艺术形式上的分析，更关键的是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做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