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成熟的、具有个性的中国油画家而言，至少要接受两种文化的审视与检验：一是从欧洲传统油画的角度，看他对于色彩和造型的领悟与掌握程度，即他的油画要经受得起欧洲油画体系的价值衡量，甚至可以说他的油画应该是对这个体系的延续和发展。二是从中国文化审美价值的角度，他的油画作为移植的视觉语言要能表达中国人的当代思想情感，体现中国文化的审美心理，即他的油画毫无疑问又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彭传芳的油画创作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艺术创造性。作为油画家的彭传芳，起步于西方现实，得益于对欧洲油画大师艺术语言与审美品位的研习与继承，不仅为他的油画创作增添了丰厚的传统底蕴，而且为他的油画创作的个性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故土的思想情感和人文风貌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内中既含有传统文人画家怀想天下的优秀成分，也萌生出他对中国传统观念和手法再利用的自觉。因此，当西方现代主义的大潮在打开他眼界的同时，也激发了他携带着中国当代的文化信息去理解和运用欧洲写实油画的观念。
油画的写实与写意，油画的西洋风与民族性，都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画坛探讨的问题。对此，无缘于“学院派”教育的彭传芳只能在苦苦的沉思中试解这些命题。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以自然为师的道路，天空、大地是他的课堂。他所做的是以超出常人的勤奋和执著在不断变换表现对象的对景写生中，融入自己逐步吸收的多种营养，寻求视觉形式的变异与主观精神表达之间的那种百感交集的情境，把东方的审美观念有机地渗透到形式语言的探索中，更加注重在油画艺术特性上的发挥。他不喜欢用固定的题材、单一的模式去表现大千世界的万象，也不愿意以具体的写实主义描摹真实的自然，他更愿意以“实写”和“意写”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艺术的自然，热衷于笔随心动、笔底有物、笔底见情，把形质与心气化而融之，合而相生，特别是把技法转化为自然的语言，甚至只有面对此情此景时，积蓄于心的形式技法才会不断以新的面目出现，无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他的作品因此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很难用明晰、肯定的语言对他的艺术风格进行概括。或许这从不安分守己的多变风格，就是他的风格所在，就是他永不满足、永不停止的进取与探索的艺术天性所在。
他善画人物，更精于风景。他早年的油画肖像、人体，乃至创作，在承继留法美术教育家谢投八先生的高足黄雅各恩师具有印象派幻想色彩的同时，融会着深厚的人性温暖。他创作的《花丛中》《阳光下》熔凡·高的表现性、马蒂斯野兽派的色彩于一炉，健康、明朗的唯美基调，充溢着浪漫的东方韵味，而他的那幅在1998年“时代风采——全国写生画展”中荣获佳作奖的《渔市》，将永远在中国油画界闪耀着光辉。他的后期作品以风景画为主，即便如此，反倒激起了他念念不忘对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兴趣。他的新疆、川藏之行，不仅画出了不少天山脚下、雪域高原的迷人风景，还画出了表现藏女丰收喜悦的《青稞熟了》（2005）和表现新疆少数民族风情的《高原雄鹰》（2003）、《骑牦牛的塔吉克人》（2006），那种多人物、大场面的驾驭能力，显现的是画家特有的敏锐的人性精神的洞察力和扎实稳健、轻松裕如的语言技巧。
风景油画是彭传芳艺术的主流，那些具有生命状态的色彩和笔触，是彭传芳油画的魂灵，他的风景表现的内容十分宽泛，既有北国的雪凝大地，也有南国的椰林蕉香，既有长城内外的山情水境，也有大江南北的田野山冈，既有国内的都市景色，也有国外的旖旎风光。近年来，他开始与中国的老街古巷结缘，接连画出《中国百巷》系列。这当然不仅是艺术家的旅行偶见，而是他对历史、文化和艺术长期沉思的结果。
光与色是彭传芳认知的欧洲写实绘画的精髓。在他看来，光与色不仅是写实性的绘画语言，而且是制造幻觉、延伸写实表象、进入精神与心理空间手段。意象性是彭传芳对中国传统绘画重要特征的理解和概括。表现在油画视觉特征上，就是以意为象、以意造象，既不是纯客观的唯表象的感性，也不是纯主观的唯经验的理性。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彭传芳风景油画“以意造境、印象光色”的审美特色。“以意造境”更多地偏重于意写性，既不精审于具象写实主义，又不唯心于抽象主义，而是以形色营构具有中国诗性文化特征的意境，不满足于外在形、光、色的描绘。“印象光色”是用简约的笔触，把对景物的印象迅速记录下来，及时捕捉住对瞬息万变的光色感受，既是浪漫、梦幻、错觉的光色，又是具有地域特征和人文特征的光色。这种具有意象表现性的抒写，并没有从形象的表述中独立。抒写是表现性，而非表现主义。这种意象表现性体现在彭传芳的作品中，则显示出的是宽泛的边界和表现力的无限，其光色的微妙绚丽和笔触的苍厚变幻，既体现了油画本体语言的经典性，又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特质。
我欣赏他的《蓝色的海湾》《诺市森林公园》等作品，丝毫看不出描、磨、堆砌的痕迹，泼辣而富有写意的笔触始终赋予他的作品以新鲜生动、一挥而就的生命活力。我也偏爱他的《水乡魂》《名城老街》，色彩虽饱和厚重，却不浮艳火气；色彩虽灰，却明朗而变化丰富；细部处理虽概括，却深入到位，分寸得当。我喜欢他的《二郎山下》《紫色的山庄》所散发的乡土气息，清新明快近乎水彩的色调呈现的是他温馨恬淡的情怀；我也看重他入选“1998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的作品《版纳风情》，那种出自于莫奈日光处理的印象主义气息，我们可以辨识出他对闪烁于流动空气中的光与色的迷恋。
他以深情的笔触和清新的色彩，在《补帆》《仲夏渔村》《东海晨曦》《家乡的红土地》等作品中，表现家乡闽南的风土人情，抒发自己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恋；他以厚重的笔触和饱和的色彩，在《都市瑞雪》《积雪的山丘》《长白山下》等作品中，画出了北国大野的苍茫与荒寒；他以欢快的笔触和瑰丽的色彩，在《版纳公园》《夕阳村头》《傣族女儿节》等作品中，描绘南国阳光明媚的地域风貌; 他以粗犷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在《吕梁深秋》《黄土高坡》《梁庄大道》等表现黄土高原的作品中，叙述炽热的土地情怀；他以磅礴的笔触和抒情的色彩，在《高原遗墙》《巴唐大寺庙》《卓达拉山》等表现西藏景观的作品中，沉酣于天宇的崇高与大地的辽阔；他以奔放的笔触和跳动的色彩，在表现游历欧洲所见的风光中，展示异国他乡的情调；他以苍厚的笔触和沉着的色彩，表现《中国百巷》的沧桑与奇崛；他以潇洒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在《夕映荷塘》《秋荷》《雪荷》等作品中，意写荷塘的生韵和内在活力；他以温馨的笔触与变幻的色彩，画出了一座座都市的繁盛景象和南北乡村的田园风光……他走遍了天南地北、大街小巷，情由景生，笔随心动，努力使自己成为“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有意识地追求绘画形式与表现方法的疏朗自由，从中注入了他的激情、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旺盛生命力和他对艺术的精诚探索。
彭传芳自己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浸透他的血脉，因此他十分自然地将中国式的写意笔法融入他的油画之中，以此延伸和发展欧洲油画体系的观念与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不是简单地将中国画的写意性转换为油画笔触的书写性，而是讲究笔性与笔意的内敛与含蓄，并在随意笔触的轻松点化中传递着寓动于静的一种力量。笔触本身的变化丰富了画面的层次，他改变了许多自然条件光色的色相，而趋于主观性的设计，笔性、笔意和笔韵成为他油画另一种色彩向度。如果说，西方的绘画的观念与技巧是彭传芳立足根本的话，那么，中国画的笔墨境界给予他个性化的意象表现性油画影响最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一再阅读到的是整个画面那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境界和散逸着浓郁诗情的中国文化格调，是境界和格调统领了他画面中的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因素，也是境界和格调熔铸了他意象表现性油画独特的个性语式。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画家，彭传芳对艺术始终抱有着他们这一代人所共有的强烈的使命感。然而，经历过十年“文革”的洗礼，遭遇了两次名落孙山的不公，彭传芳判定自己将一辈子承担西西弗斯式的苦役，他只能走上炼狱般的“非学院派”之路，去攀登与他生命、生活连在一起的艺术高峰。他没有“学院派”骄子的优越感，反而有着学无止境的渴求，也多了一些奋发搏击的力量。与那些美院出身的画家相比，他可以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道路，在和大师们的对话中显得更加从容、更加无拘无束。为了追逐理想，使他不断寻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叩问人生的归宿和人生之于艺术本体的终极价值。正如他在一篇《自序》中所言：“年轻时总认为‘十年磨一剑’似乎很遥远，蓦然回首，自己却在艺术海空里云游了三十多个春秋。”如此漫长的自学砥砺生涯，需要付出的勇气、意志和力量不言而喻。或许平和、真诚、善良的彭传芳蛰居闽南一隅，只知埋头苦干，绝不放弃绘画形式的追求，并不在意他默默无言的劳作价值。或许作为旁观者看得更为清楚，我以为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在彭传芳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作者的艺术风格兼蓄了许多属于大师境界的因素。例如苏俄巡回画派诸家那种浑然静穆的氛围、印象派各位到后来信笔流淌出来的华彩、属于表现主义语言的那种混合色彩的鲜活笔触，他也将中国传统美学特别是文人画的敏感，以意构境、以意生色、以意造型，在色彩构成中加入“笔法”和“骨气”以阐发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等优长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成功地结合了中国绘画传统与世界现代绘画风格，让西方文化在他手中因吸收东方文化而焕发出异彩。他的那些作品体现了只有东方人才具有的审美心态与价值观念，仿佛每一幅画里都镌刻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特征。
在许多人为中国油画作出悲观预想的时候，彭传芳却为中国风景画的创作展现了一个明朗的前景——真正表现了人在自然中愉悦感受的绘画作品，仍然具有使人激动的感染力，仍然可以大有作为。虽然，彭传芳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光环，但他已经用他的作品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当代卓有建树的油画家，他的作品可以毫不逊色地和那些出自名门、誉满艺林的一流画家相媲美。
2014年9月16日于北京王府花园
(作者系著名出版人、美术评论家、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