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从厦门友人处得到一幅潘受先生诗轴，高兴之余忽然想起，今年1月26日是潘受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日。这位1995 被新加坡政府宣布为“国宝”、闻名国际的著名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已于1999年2月23日仙逝。老人生前曾自嘲“当年是强盗，后来成了国宝”，其一生飞扬与落寞共存，充满了传奇色彩。
潘受先生原名潘国渠，字虚之，福建南安人，40岁时开始用潘受作为笔名。潘先生曾解释说：“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中国古代有五个字：虚之以受人，一定要虚心接受人家。受命名，字虚之。”潘受19岁南渡新加坡，抗日战争期间，潘受担任南洋筹赈难民会主席陈嘉庚的主任秘书，深受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赖与倚重。未满30岁，作为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团长，潘受到中国好几个省慰劳抗日将士，后因战事滞留重庆。
潘受待人谦和儒雅，交游很广。在担任慰问团长之前，在滞留重庆和上海期间，在重返侨居地新加坡尤其是1983年以后，潘受与华人各界著名人士多有交游。其交往的前辈、同辈和晚辈，可谓群星灿烂。文化界有徐悲鸿、郁达夫、司徒乔、章士钊、邵力子、于右任、傅抱石、叶恭绰、刘海粟、关山月、钱钟书、俞平伯、叶圣陶、赵朴初、程十发、吴冠中、杨仁恺、黄永玉、黄苗子等等，科学家有钱学森、杨振宁等。他们互相滋养，互相启迪，促进了中华文化内部的交流与传播。而国内对潘受先生的了解，多来自这些著名人士的回忆文章。
潘受没有受过正统大学教育，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之久。1953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最艰苦的4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这期间的1958年，因为学校闹学潮，英殖民地政府迁怒于潘受先生，褫夺了他的新加坡公民权。多年后，潘受先生曾写了一首小诗《芭蕉》，讲述五十年代学潮之事：“如火骄阳每苦侵，锁香庭院昼沉沉，芭蕉攘臂无人见，暗替千花展绿荫。”诗的第一句“如火骄阳”，就是影射当时的殖民地政府。第二句”锁香庭院"，是讲学潮的学生集中在华中、中正两所中学里抗议，“香”代表华文教育，因当时殖民地政府官员要关闭学校，学生与外头隔绝，所以叫“锁。”
离开南大之后，潘先生弃用潘国渠之名，而以潘受在书法界、诗词界名声日显。1982年，新加坡书协决定组织一个宠大的书法代表团，于次年6月访问中国，陈声桂会长与同道们都希望潘先生同团出发。潘先生说，“我真很想出门，但我没有通行证呀！”经过多方努力，费尽周折，新加坡政府才“归还”潘受先生公民权，可他没来得及参加此次书法交流活动。而在前的1980年8月16日，他参与创办的南洋大学在举行了第21届毕业典礼后，弦歌辍绝，堂皇黉舍，被逼停办，与新加坡大学合并。
1998年8月25日，潘受先生于得知南洋理工大学将授以名誉文学博士之时，特地请见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项荣誉，因为他的贡献是在“南洋大学”，而非“南洋理工大学”。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87岁高龄的潘受先生谈起南洋大学的沧桑史，不禁感慨万分，主张恢复南洋大学校名。他语重心长地说：政府和大学当局对于历史的真实，应该很珍惜。……现在简称为“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如果能够尽快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各方面的心都会平息。……想不到世界教育史纪录，有超过十万人在场参加落成典礼的南洋大学，在短短二十四年间就宣告夭折。期间许多风风雨雨，许多环境和人为的历史因素，一言难尽，我们也都不去追究了。
晚年的潘受先生献身他热爱的中华文化，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国书法和诗词上的优异成就，为东南亚华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高深修养，更成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先后荣获巴黎“法国艺术沙龙”金质奖、法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勋章、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亚细安文化奖等。1995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
潘受的住所海外庐门口，悬有他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岂有文章漫劳车马，虽然城市不碍云山。”因为在他80岁以后，中国和华人文化界以及外国汉学家到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将看望他列为主要活动项目之一。有些文艺团体或音乐家、演员，还专门到他家为之献艺。一些国家的首脑、政要到新加坡，也特地安排同他会见。由于他年事已高，难以频繁会客，想看望他而没能安排的不知多少。
潘受幼时即嗜好文学与书法，诗词创作和书法艺术造诣精深。中学时期，曾荣获论文比赛第一，评委是蔡元培、伍连德医生等名宿。潘受喜仿效其师名书法家曾振仲老举人作书，不论是屏条、对联或是擘窠大字，皆难以分辨出自谁手。小时多作楷书，学颜学虞。稍长，转向汉魏六朝，喜郑文公、韩仁、石门铭诸碑，后来进一步橅钟鼎、临石鼓。人到中年，研究草书，取径孙过庭、怀素以窥二王。到后来专作行书，宗颜平原，尤爱其“争座位”与“祭侄稿”，参以清代钱、刘、何、翁四家的体势神韵而变化之，遂成一种朴茂、雄逸、跌宕而不失蕴藉之风貌。每每应人请求，当众挥毫、悬腕中锋，挟篆籀古拙浑厚之气，兔起鹘落，动辄数十纸而无倦色。
我收藏有一幅潘受先生书法条幅。纵观他的的书法，总的风格是豪迈遒劲、潇洒俊逸，山谷骨骼，翁何神韵，而又独具清新高雅、入世出俗的时代精神，豪迈与洒脱并陈、老辣与飘逸共美。潘受用笔灵活，善用平画曲笔，行书不用带笔，每字皆属独立神采。他把自己的学问灌入书法里，使他的字超然脱俗，富有浓厚的书卷味。同时，潘受也是诗人，好字加上好诗，凸显出潘受绝妙的书法作品。新加坡诗人初声曾试论潘书：以篆为筋，以隶为骨，以行为血，以真为肉，以诗为心，以草为神，以上下古今为变化。1982年出版书法集三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于1984及1991年（庆祝80岁大寿）两次为他举行书法展览。他的书法广受各界喜爱与尊崇，除东南亚各地外，在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宝。不愧是书法之精、诗笔之美，海外一人！
1996年4月3日，85岁的潘受先生由其子潘思颖陪同，重洋万里，回国参加公祭黄帝陵。公祭时，从高层官员到各界人士都三鞠躬，只有他跪在墓前行礼，还朗读一篇二三千字的祭文。这篇由他口授、潘思颖笔录的祭文，充满了他几十年对中华民族命运的认识与思考，充满对海峡两岸问题及社会腐败丑恶的愤懑与忧患意识，充满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待。联系到抗战期间，他从新加坡经缅甸，入云南、贵州，历尽千辛万苦，到内地好几个省慰问抗日军队，宣传民众捐款支援前线；联系到他筚路蓝缕，参加创办南洋大学，在压力与风波中主持校政，为华文教育作出超常的贡献；联系到他将自己的住宅命名为海外庐，以及其它许多诗词、对联、题字；联系到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一些政治运动对民族戕害的悲愤，在黄帝陵前的长跪和祭文，实在是高高捧着赤子之心的呼吁与祝愿。
潘受先生很传统，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但了然于心，而且努力以它作为言行规范，尊奉唯谨。同时潘受先生又很现代，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密切关注时代风云，重视科技的进步。这些年，寓居在海外、象潘受先生一样的文人已凋零殆尽，希望青年一代海外华人象潘受先生一样担负起中华文化的海外交流与传播重任。这是我们送过潘受百年华诞的最好礼物。
2011年1月26日一稿，辛卯除夕之夜改毕于三惜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