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76岁时所书，也是他存世的唯一一部奉敕书写的作品，53岁的宰相魏征撰文。九成宫原是隋文帝的仁寿宫，经唐太宗修复后改名为九成宫，宫内有一醴泉为周围罕见的水源，是以立碑纪念。因为是奉敕书写，所以书写时会较之平时更加谨小慎微，端庄森严，一丝不苟，此帖曾被历代多名著名书评家推为第一楷则。
上世纪70年代习书，不像今天能见到所有历代书迹，而且一种碑帖有多种版本，那时只能靠家传和朋友相借。记得鼓楼附近的文庙里有一家古籍书店，我经常带着母亲给的零花钱去“淘”书，那时一本线装印刷品也就几角钱。
我写楷书用的是家传大楷字帖《读书乐》，有的版本称是赵孟頫书，有的称是成亲王书。后来写多了，见多了，明白了真伪，但当时能有字帖练就很不错了。四十年后的某一日，我看自己的大楷怎么看怎么像那本《读书乐》，翻出来一对照，有像的地方，但要比它丰富多了。这应归功于岁月的累积，阅历的增长，以及各种不同书迹的影响。
1979年天津少年宫首开书法班，书法老师窦振文先生指导我着力于欧体的学习，当时选的是《皇甫君碑》。碑书的瘦峭很像当时的我，写起来容易上手，临写的作品也被少年宫作为样本存了档。
1993年出国后，业余时间里我当上了书法教师，学生里有想写或者适合写欧字的，我就边讲边与他们写起了“九成宫”，倒是很少有人写《皇甫君碑》，因为“九成宫”似乎更为大众所熟知。
大众化的字型很容易被写俗，不是因为样本俗，是因为写的人俗。之所以会写俗，就是因为人们不知所以然地去生写、生练，而不知道怎样去写，去学什么，怎样才叫学对、学好。很多人以为学像了就好，把刻工刻得光整的笔画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准则。很多人不是去写而是用笔去盖住笔画的边际，而字型则牢牢地记在胸中，这些都是错误的方法，都是产生书匠的方法。
首先，要知道刻工用刀不可能刻出很精微的茬口和笔画鼓宕，而这些茬口和鼓宕的产生是书写的自然与生动所在，既是用笔的展现，也是书写时来龙去脉的痕迹，如果对照欧阳询或者一些唐人的真迹去感悟，笔法才能呼之欲出。
记得小学的时候写过描红，初中时也不知深浅地用薄薄的粉连纸罩在当时不知稀罕的《读书乐》上，用母亲授予的笔法随意地书写。没有多久，一笔进出就和原帖大致相似了，一字写完几乎见不到原帖的白色拓痕了，这样不断地写，笔写顺了，可怜的字帖早已经墨迹斑斑了。
直到某一日，忽然觉得我写起来与原碑没有什么差别了，就丢开帖自己写起来，从此以后就没再拓写过任何一本帖，好像出巢的鸟儿，自由去飞了。这一飞至今已近四十年，中间有意识地临过几年帖，但大多数时间是边自己分析边自主书写，有问题就去查字典、读古帖、问老师。拓临就像儿时的学步车，那时一定要用，以后就几乎用不到了。直到今天，我可以随意地写出自己风格的楷书，回想起来，与我长期自主地书写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阳询“九成宫”与颜真卿“多宝塔”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近现代的印刷体。其中欧字结体的方正、行笔的爽直、细节处的简约凝练；颜字笔画的弯曲，粗细的过渡以及结体的舒朗都是各自的特色。
在欧阳询的诸帖中，以“化度寺”最严整，“皇甫君”最峭拔，“虞恭公”最老到，“九成宫”最完整。“九成宫”综合缓冲了各碑的特色，形成了欧字标志性的形象。那就是：平正冲和，唐楷的平正、匀称的典型范例；孤耸峭拔，字中常有孤笔（主笔）迥出方正之中，风姿若现；中宫紧收，方正但中紧外松，留白四周；紧松有致，看似平正却密疏其中，张弛有度；方斜间杂，一方为池一斜为衢，田散而沟通；大度雍润，不做小巧，骨肉匀停；冠带从容，字型通变，变中不变（可以后人的集字帖中感受的不谐作为反证，也可从印刷本中大部分上下字的关联中感受到）；气定神敛，持而不发，凝神注目。
看似平直，而内中一笔一画皆有奥妙，不可轻心；恰好周正，而角度交叉竟无一笔垂直往复。唐楷难写处不在平正，而在平正中的精微，其韵致之高妙非习遍历代书迹之后不能体味，就像感受到大江风浪之后才可感觉到港湾边涟漪的优雅一般。
写唐楷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学通以后再写出来的楷书不可能再是唐楷了，有人称唐楷后的楷书为“今楷”好像也不妥，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今楷”。所以说，楷书既可作为学书的敲门之砖，也可以是书法的终极总结。
楷书如立，从儿时的蹒跚，经历了行走和奔跑，经历了人生的磨砺之后，再重新站到那里，此时的立怎能如前所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