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是达到足够艺术高度并发挥充分的第一人。更有意义的是，他为大王的继承者树立了榜样，那就是神会大王而面露自己。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书法的领军人物在晋是王羲之父子，大王的谨严反而不如小王的恣肆更深入人心，晋以后王献之竟成了主流。但自从唐太宗独崇大王以后，直到今日大王书圣的地位从未有过动摇。
这一深入人心不打紧，人们争相学习效仿，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写准了就是字匠，写不准就成了东施效颦。聪明的人以大王为蓝本，加进去自己的性情，还原出自己的长相，虽然骨子里还是大王的，可是面貌变成了自己，这些人撑起各朝各代的书法大旗。他们都有自己的面目，但也都带有时代给予的强烈的烙印。元朝书法家赵孟頫总结得好：“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不易”就是不变，这种用笔就是右军的用法，无怪乎字难超大王，只因为这个玄机本是属于大王的，后人只在参悟和发挥而已。
颜真卿就是继大王之后，第一位把大王发挥得超轶绝伦的书家。
颜真卿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是达到足够艺术高度并发挥充分的第一人。更有意义的是，他为大王的继承者树立了榜样，那就是神会大王而面露自己。换一个角度讲，只能看出字型优劣时，王与颜整个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有能力透过外形看本质时，那颜的神髓与大王如出一辙。
如果以建筑形式来形容书法，大王就像江南的庭园，曲折徘徊，柳暗花明，极尽精妙之能；小王则像飞檐绝巘，纵逸而洒脱；而颜字犹如城阁殿堂，威严整饬，正气凛然。
颜氏一门以儒雅传家，历代不乏善书、能书且以书名世者，到颜真卿这里达到了顶峰。颜家历代为官，其忠烈也以颜真卿为最，颜真卿的书法就是家族积累与人个风范的最佳融合。
颜真卿出生于唐朝中叶，祖籍琅琊，与王羲之是同乡，自晋以来累世为官。母亲段氏出身为名门望族，真卿自幼随母寄居在任曹州司法兼丽正殿学士的舅舅家中。颜氏家法整密，又兼伯伯、伯母和兄长忠烈与宽厚仁慈的影响，培养出颜真卿一生忠君宽容的品性，这一特性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更显现得淋漓尽致。
真卿为官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做中原令时，安禄山造反，真卿不但首举义旗阻抑叛军，更可贵的是真卿早有预断安会反叛，一边上奏朝廷，一边提前做好防范，好像这种预见有不少大书法家都具备，字理犹如易经，世间的道理都尽在其中了。
在安史之乱中，颜家有几十口人死于非命，真卿却因此留下了《祭伯父文稿》《祭侄文稿》等名篇，而后者又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谓。
颜真卿在御史台任职多年，御史就如同今日的纪检，很容易得罪人。宰相房琯本与颜家交厚，但其面临国难却聚宴空谈，简惰政事，真卿秉公劾治，终于使之罢相。杜甫与房琯交好，上表疏救，竟惹怒肃宗，被贬出京畿。唐史未见真卿援颊杜甫之事，杜诗写至安史之乱时也无一笔记真卿之功，可见庭辩之时敌友难当也。
暮年，真卿已经位列太子太师，但很多人都想将他挤到地方。终有一日，李希烈反叛，宰相卢杞就乘机献计德宗，称李希烈年少恃功自傲，可遣儒雅重臣（暗指颜真卿）前去说降，德宗准奏。有人上表劝谏，认为此去难免一死，但真卿去意已定，“君命也，焉避之？”果然，这一去，真卿便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如不当此难，干脆退休还家的话，我们可能会见到老迈的真卿写出不同以往的更多书迹吧！
真卿为官期间曾多次外放，每次出京都是政途上的失意，可恰恰是书途上的丰收，真卿好交往名流，唱和流连宴饮动翰，为人书碑留记。
真卿早年书写《多宝塔碑》时，只有四十四岁，此碑与唐初另一位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九成宫碑》若合一处，便是今人使用铅印汉字的原型。碑中的笔划虽显稚嫩，但笔法完整丰富，结字走势平缓匀当，最适合初学者临习。虽然风格不够鲜明，但是颜家家法再加上张旭的亲授，笔法上已经十分完备和娴熟了，唯有照顾得过于面面俱到，取得多而舍得少，何况字的老成是要经过年龄和阅历来磨炼的。这部帖刻工精细，有保存较完好的版本，所以学习起来容易发现用笔和结体的要点。此外帖中字型比较正中，当做基础字型来学习，学到的是基本笔法和结字的道理，而不至于被强烈的书写风格所迷惑。
《颜勤礼碑》是真卿七十一岁时作，风格突出，字势左低右高，侧斜中求正，横细竖粗，反差中求匀。此碑若要就整碑来看，更加浑然一体，是楷书写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感受字与字在势上的联系时最好的范本之一。我们见到的印成册的字帖，都是把整张拓片纵裁成条，然后再因文字的连贯而处理装订成页，行与行间本不是原碑的位置。初学写字时只考虑用笔和单字即可，到了一定的程度，则必须要观全貌，观全貌才知道上下字的俯仰与左右行的顾盼，有了俯仰与顾盼才能形成整篇作品，而不是垒字成篇。简单看来是大形态的改变，深入感受，其实是从“匠”到“家”的飞跃，有了照顾上下与左右时所做的变通，才有艺术的发挥。行书、草书要有这样的发挥，楷书也一样需要。只有自如地适应了上下左右的变通，书法才能在意识统领的层面驰骋，而书写产生的喜悦才能不拘于点划的优美、字型的周正。此时不再是重复一笔和字型，而是赋予字的每一笔和每一字的型。这种随机应变的长期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随机应变只能在自主的书写中产生，而应变的结果才是书家最终享受的所在。
一年以后，真卿又书写了《颜家庙碑》，此碑虽隔《颜勤礼碑》仅一年，但风格却大不相同，真书家作字往往随意赋形，但又能把握住整篇的风格。《颜家庙碑》的字型方满，不同于《颜勤礼碑》中均匀的斜中取正，而是采取了局部紧松的对比。其中既有整字在方整中大小、胖瘦的变通，有字中部分块面的紧松，更有字型因周边的邻里关系而作出的呼应。因为字型较为丰满，所以字间的关系从图像上看更加直接，而不像《颜勤礼碑》那样遥相呼应。此碑也宜在看整碑的情况下，研习字与字上下左右的关系，以及紧松所产生的张力，以及因为张力而留有的疏解张力的空间。
颜碑很多，不能一一描述，据说颜碑很多都是颜家家工刻碑，久刻即知颜字的特点，经常会自以为是地改去他们认为的不精准，但那恰恰是真卿灵苗一闪的自然，所以有些笔画过于机械和单一。虽然这还需要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证实，在刻碑的时候，即使刻工再好也无法将墨迹中极细的“毛刺”刻出，只能把这些地方顺势刻“光”。而后人误会了碑拓，以为古人都写得很光，力求写光，放弃了笔在纸中的顿挫，一味地用笔去顺或描出光润的笔画，使笔画既没有力度，又没有立体的表现力，这种光正是俗的一种表现。
后人没领会到真正的颜字而表现出了俗，但不能回过头来认为颜字本身就俗。就好像吃饭，有人吃饭会噎到那是因为吃法不当，总不能因噎而废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