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薛君宁关闭了北京艺术区的工作室，回到泉州。他说：“北上的经历把我噎住了，我想停一停。”一个为画坛所关注，并且在技术上已经成熟的水墨人物画家就此销声匿迹，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停就是八年。
因为两届“东南画展”的缘故，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与他谂熟。在我的印象中，军人出身的他，早慧而敏锐，除了天生的不胜酒力，读书、聊天、画画都很投入。1994年第八届全国美展，他的作品《1947年的毛泽东》成为最具争议的话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创作中，无一不以“高大全、红光亮”展现领袖形象，而薛君宁笔下的毛泽东，穿着破旧棉袄在窑洞里凝神深思，表现出历史大决战前夕命运选择的艰难。有人击节叫好，认为再现了真实；更多的人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色调过于低沉。争议以无任何奖项告终，但此后这种朴素真挚的风格成为他的标签。在这个时期，薛君宁还创作了大量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一如果戈理、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与场境。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于1999年完成的作品《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的清修之地结缘于泉州，无疑对游钓于斯的薛君宁有重大影响。这幅作品笔墨上没有更多创新——甚至做了减法，画面一以贯之的灰调，墨色淋漓，法师站立其中，神情平静安详，几近稚拙的笔法书写“天心月圆”四字，一切皆为了呈现褪尽铅华、空明澄彻的境界。从一代伟人画到云水高僧，这是否是一种预言，指向他迄今八年对水墨人物的“断舍离”？
热内在《贾柯梅蒂的画室》中说：“美只源于伤痛。每个人都带着特殊的、各自不同的伤痛，或隐或显，所有人都将它守在心中，当他想离开这个世界感受短暂而深刻的孤独时，就退隐在这伤痛中……艺术是想揭示所有存在者甚至所有物体的隐秘的伤痛，最终让这伤痛照亮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风云际会，到后来专业取消，好友或忧愤离世，或出走他乡，只剩他一人独立支撑国画专业，个中况味可想而知。早年的导师范迪安先生深知他的处境，提议让他赴京考察当代艺术。2006年至2007年薛君宁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访问学者北上，并于北京的艺术区设立个人工作室。那两年，薛君宁在北京接受各种艺术信息，做了大量草稿和笔记，思绪繁复，却内心不宁。《肖像》系列里阴郁的知识分子，只取半身，像病态精神的身份照；《宠物》系列，画中人物各自抱着狗，眼神孤怪；《小姐》系列着装暴露，神情暧昧；他还画了100张手势，有拈花不语的手，暴发户戴满戒指的手，劳动的手，伸着中指的手……还有空空无所把握的手。北京让他面对了极为喧哗而又转瞬即变的“观念”和“构型”，呈现浮躁世相的艺术圈让他陷入到某种“失语”之中。经常抄写《心经》平复心境的他，听到故乡一个高僧的灵魂在召唤——“远离颠倒梦想”。
我向来厌恶以佛经禅偈入艺评——在现代评论语言已经确立之下，这种笔法不是文青趣味便是外行胡说。但是，美作为一种道德，节制、内省，同时拒绝一切规范和桎梏；“美育可以替代宗教”（蔡元培语），反过来也可说所有美的创造者、深刻的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呈现出一种类似圣徒的情结。2010年，薛君宁重拾画笔，并且清晰地选择了写意花鸟，我以为这是一种个性和缘份的契合。《道德经》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更强调人对自然的心灵感受，这是中国传统水墨，尤其是文人画的出发点，作用于花鸟画，特别是写意花鸟，它表达为一种情感的抒发、道德的内省和能指的隐喻。有人认为，薛君宁选择“花鸟画的创作使他可以完全沉浸于中国画的笔墨游戏之中……是他对于自我天性的放逐”，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因为这种判断低估了一个在理论上极为自觉的艺术家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北漂两年薛君宁并非一无所获，北京作为中国美术的最前沿，风起云涌、形形色色的美术实践，必然刺激并且逼迫他去思考中国画形式语言的根本，即笔墨问题。
纵观薛君宁近6年来的写意花鸟创作，这种表面上看是经典图式的作品，会让人以为是一个人物画家的旁涉之趣。而在这些不炫技不浮夸，只到必要处才略施淡彩的画面背后是对笔墨冷静而超然的追问，这让我想起一年前在杭州看到的黄宾虹花鸟画展。而他在画中又加入了更多当下生活中的元素：常见的野花草，进口的矿物质颜料等等。在不失笔墨根本的前提下，与传统图式与气息拉开距离，呈现出令人惊异的两面性：既高深莫测，充满当代艺术特有的观念升华和形式美感；又不失平易，让每个观众都可以在感性层面完成自己的解读。——我时常想起年青时的他，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如今却已不再轻易下断语，谈话聊天每于结论处迂徐摇曳。我以为这是把世事的阅历与人生的感悟化为宽容蕴藉，从而也赋予他的写意花鸟作品一种贤明通达的气象。
薛君宁的日常，画画之外做得最多的便是读书与研习书法。他好读书，关心当下的思潮，却又有好古之癖，因此在我省的中年国画家中，薛君宁虽然最具水墨当代的倾向，但却也始终秉持“用笔千古不易”的古训。那些书画相得益彰的作品一经展出，即获得诸方赞誉。这是一种再出发，经由对传统笔墨的研习和重估，从而获得现代性的生发与再造，所以我个人始终认为薛君宁的创作方向与动态，是极其值得关注的学术个案。
本雅明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是他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再现。应该说，后者不仅提供了风格，而且提供了这种风格赖以形成的实质。薛君宁近年的写意花鸟作品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他隐晦的意图是，在寓言的意义上具体地呈现出时代与体验的内在的真实图景，这把他同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文化传统与时代的丰饶和敏感的心灵联系在一起，在他身上奇特地融合了一个漫游记录者、一个沉思者和一个诗人的特质。我也因此格外地期待他的新水墨人物。
本篇为笔者为薛君宁2016年出版的作品集《香华清肃》所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