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莲居｜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洗炼）

　　黄牧甫兼书画印之长，然书画成就皆难与印章相颉抗，故不能如赵撝叔、吴昌硕、齐白石享有三绝之誉也。

　　黄牧甫曾在南昌做过照像馆职员，对透视原理有所领悟，绘画多参用泰西之法，观念异于保守文人。牧甫题画有云：“中国画法务意，西国务理。中国古人务理，今人务意。理可以学而能，意不可以求而至。理足而意趣自致也。犹之解经，必先求训诂。不求训诂，则为空疏迂阔之论矣。今之从事于写意画法者，其弊亦类此。”牧甫因此推崇工笔写实，殊不以时流之草率写意为然。有云：“工笔画法为写意家所鄙薄久矣。彼其言曰：写意若写字然，多一分学力则多一分是处。此语诚然。既曰写意，则写一草，宜一草之意；写一花，宜得一花之意。今之能写者盖寡，能写而不失其意者则又加寡。工已不可得，又安所谓意哉。吾不能从之矣。”牧甫周旋吴愙斋、端匋斋诸金石家之门，日夕摩挲鼎彝，创作古欢图甚夥。其图绘鼎彝全形，写状折枝卉木，题材虽古，而光影透视、空间结构，处处可见西洋写实画风之影响。

　　牧甫论印主张光洁平整，尤其服膺赵撝叔。有议论云：“仿古印以光洁整齐胜，唯赵撝叔为能。”又云：“赵益甫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赵撝叔印章虽然光洁，书法绘画皆暗藏机锋，不似黄牧甫，一概以光洁洗炼为追求也。印章不过方寸，平整可以衬托清雅；图绘杂敷色彩，简洁尤其显得淡静；书法依赖线条，单调必然陷于板滞。此所以黄牧甫卒以印人传。

穆甫写篆节录

　　马夷初不喜王福厂书，《石屋续渖》云：“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厂篆隶等描花，又谓福厂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觇。此论尚非过为诋毁，福厂为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按当时人受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影响，强调执笔方法，肘腕运力，故石屋对福厂有偏见如此。其实评价书法当以作品论高下，执著于技术细节，智者不取。以篆隶成就论，赵叔孺远未脱出赵撝叔窠臼，而王福厂超然诸家之外，极精雅之能事，陈祖范撰文评介福厂书法，以“清姿可挹，雅韵欲流”为标题，深会我心。

王福厂临金文

　　福厂亦能作邓石如、赵之谦体篆书，西泠印社曾刊其所书说文部首，即用此体，顿挫分明，水平不让赵叔孺《诗经》册。更常见者则是玉箸，停匀遒丽。按玉箸并非斯相遗法，唐李阳冰三坟记、谦卦碑始创此体，经宋释梦英、郭忠恕等夸张变化，已成恶札。清初王虚舟、钱十兰、孙伯渊更束帛胶毫摹之，尤堕下流。福厂所作玉箸，悉用《说文》正字，每一字之结篆安排皆视字形而定，如治印然。或垂或收，参差错落，寓动于静，孕奇于正，实开玉箸新境界。所作隶书亦属规整一路，固然源出于汉分正法，而融会贯通，譬如羚羊挂角，不可踪迹矣。

王福厂跋吴让之印谱

　　福厂传世书迹虽以册页居多，最佳妙者实为屏条楹帖，正文或篆或分，疏散错落；款字必用正书，秀逸清淡；钤印必数枚，皆手自镌刻，或朱或白，印文必能与正文相谐恰。通篇看来，便是一轴倪高士平远山水，雅不可及。惜《品藻录》囿于习惯，冲淡条不取篆隶名家，而福厂所臻境界，又岂止洗练所能局限哉。

　　近代篆刻工整一派开创自黟山黄牧甫，所作不依傍前人，风格清丽典雅，最堪与吴苦铁之雄浑苍朴相颉抗，《点将录》以晁天王拟之，诚不可移易者。黟山篆书则逊色多多，平直方整，虽不愧端谨君子之本色，而拘滞少味，实缺乏艺术品赏之价值，故时人论近代书法，黟山不与焉。《品藻录》虽抑黄牧甫，而黟山一派毕竟不可埋没，诸嫡传私淑弟子中邓尔雅篆书尚有特色，因举为代表。

邓尔雅篆书千字文

　　尔雅尊人莲裳公曾长广雅书院，与黄牧甫过从甚密，尔雅虽未得黟山亲炙，而于黄氏书印体会甚深。抗战中为黄文宽篆书千字文半本，用邓石如、黄牧甫两家章法，洗练光洁。卷末题诗云：“六书根底太相干，不考说文心未安。何况人生忧患始，非徒识字本来难。”又云：“最称完白殿称黟，开派通神世所师。直至小生应自笑，何曾有梦到冰斯。”尔雅精研小学，于古器中残字、奇字、别字考订精审，撰有《文字源流》。其《邓斋印可》自述经历云：“尔雅小时入塾，师教兄以《文字蒙求》、《说文部首》诸书，因得旁窥窃听，略知六书体例，乃比人为早，后捉刀嬉戏，童心颇顽，加以家有藏书，凡关于印篆之属，偷得余闲，辄手一卷，遂解篆刻。”尔雅曾在东瀛学习美术，主张书印一体，以几何安排确定点画分布，有句云：“作字如治印，治印如作字。腕下著以沈，书契原一事。”又云：“布白几何入三昧，冲刀旁舞敌千兵。”故其篆书、篆刻皆重视视觉效果。邓尔雅曾取篆书中左右对称字制为楹帖，其佳者如：“高朋四坐东南美；大吉六爻上下同。”“开门登堂四坐大喜；普天率土十雨五风。”

邓尔雅篆书绿绮台联

　　唐醉石与王福厂相交莫逆，醉石年少福厂六岁，书印皆受福厂影响。民国甲寅（1914）王福厂为旧作“醉石山房”印补款，跋文述二人交游缘起甚详：“光绪甲辰（1904）夏于西泠印社获交醉龙，以印学相切磋，嗣后东劳西燕，聚合不时。庚戌（1910）秋，日暮途穷，醉龙出此索刻，刻竣殊不称意，拟重刻，以事别，未果。今年夏，余游湘，晤醉龙于桐荫堂，复属补款。夫吾两人之交谊，后先离合已十余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鸿爪留痕，亦所宜也。因志数语以归之，疵瑕实多，醉龙其勿哂焉。甲寅中秋节，仁和王寿祺记。”或有论云：“王、唐俱为西泠印社柱石，又尝同服官印曹，王为杭人，唐则以湘人而致力于浙派印艺之复兴，其功尤不可没，王氏谨守法度，于豪放似有不足，而唐则豪放有余，于谨守法度亦未逊王氏。”（见马达堂《近代印人传》）揆其寓意乃在强调唐高于王，今按醉石终老汉上，声名不显，固宜表彰。若论印章成就，王、唐难次甲乙，而书法功力，醉石尚徘徊方圆矩矱之中，福厂早超越法度之外，不拘不束，散淡自在，由此高下自判矣。

唐醉石篆书对联

　　书印而外，醉石博古多识，商周鼎彝、秦汉碑碣，入眼便能断其真赝。民国初年设故宫博物院，乃应马叔平之邀赴京，任顾问，司审定古物之职。旋任印铸局第一科科长，与王福厂、冯康侯等规划监制政府机关关防印信，其后政府南迁，又随之南下。民国政府国玺“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即由福厂与醉石二人共同篆写，交由苏州玉工陈燮之镌刻者。

　　启元白晚年声誉甚隆，索书求序者众，所制序言恒多泛泛，独序徐无闻遗作集则发自肺腑。无闻先生长我一辈，学问人品素所钦慕，虽同处一城，终缘悭一面，作《品藻录》至徐先生条，临纸怆悢，彷徨而难措辞，爰节录启元白序言以代评骘，赞语则用先生寿江津王藏用赞改易数字为之。启元白序云：

　　“无闻先生讳永年，字嘉龄，以耳病失聪，自号无闻。教授于西南师范大学，著述甚富。于古文字之考辨，造指尤邃。暇则挥毫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稳，独得渊穆之度。出其绪馀，施于铁笔。印学自邓完白、吴让之以下，日趋于躁，更下至以毁瓦画墁相矜尚。虽时世以同文尊秦法，而刻石铭功，铸印示信之法，则荡然无复遗存。先生篆书不减王虚舟、钱十兰，而治印则远绍吾子行，近迈王福庵。其学识有所不同也。学友刘石博士，曾受业于先生，言及先生之人品学问，常掩泪而述之。夫浩劫之时，学校中莫不以鞭笞师长相煽惑。十年之后，竟有师友之谊相感不啻骨肉者，于以征先生教泽之深且远矣。不佞自1963年于役重庆，于西南师范学院初识先生，而谈艺论学，有如夙契。其后以燕蜀路遥，非学术会议不恒相晤，计平生会面，仅三四度。每于刊物中见先生之文章翰墨以及篆刻印蜕，俱不啻有剪烛夜话之乐，忽闻其久病不克治，又不啻生平久要之情，为之深哀而痛惜也。今闻其及门诸友裒辑先生论学及书艺篆刻遗作为集，下征一言，谨述所怀，以告世之读先生之书者，知其人然后知其学也。”

徐无闻集中山器对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