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莲居｜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缜密）

　　晚来一度流行之新魏书，揆其渊源，实滥觞于会稽陶心云。而晚清民国书家招致谤议最多者，亦无如陶心云。马彝初《石屋余渖》云：“近世吾浙有赵撝叔、陶心云，皆能书魏碑，然撝叔尚知笔法，所作尚活，心云全是死笔。”马宗霍《书林藻鉴》云：“心云写北魏亦有时名，然法郑文公碑与龙门造像，未能得笔，徒具匡廓，刻板痴重，绝无意致，宜蒙匠手之诮。”沙孟海亦称陶“一味板滞，水平不高”。平心论之，清张廉卿以降，赵撝叔、李芍农、陶心云皆欲使魏体正书规范化，此最属焚琴煮鹤之举。四人差别其实只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或许因为撝叔、芍农皆是名士，廉卿跻身缙绅行列，故论者只归罪心云一人，可谓偏见。

陶濬宣书王君墓志铭

陶濬宣楷书对联

　　楷书字体萌芽于魏晋，完善成熟则在隋唐。此二百余年间，南北割据，两地楷书发展各有轨迹，少相影响也。南朝王右军父子创造新体，羊薄以降，一脉相传，始终是南地书法主流。至于王兴之夫妇墓志、爨宝子、爨龙颜，所用右军变法以前旧体，带浓厚隶意之楷书，一俟新体地位确立，南人便不再以兹体为意矣。北朝则颇有不同，孝文皇帝虽恋慕中原文明，竭力仿效，然剽悍本色不曾掩盖，故二王一路书风纵传到北地，其不受重视也属必然。北地所流行者，依然是前述之宝子、龙颜一类书体及其变格。中原文明以规矩划一、方正对称为美，而北人审美观念必不如此。龙门造像、邙山墓志固不乏属于贵胄者，刻工虽佳，苍莽依旧，乃知北人以粗犷不齐为美也，此亦北地楷书之主要风格。张廉卿、赵撝叔、李芍农、陶心云辈，欲将势本参差之北碑整齐之，也如为混沌凿口鼻，不智之至也。

陶濬宣跋刁遵墓志

　　陆廉夫早岁参吴愙斋幕。愙斋长于书法，廉夫勤于绘事，相互琢磨，彼此受益。吴抚湘时所作山水，大半由陆捉刀。光绪乙未愙斋解官返乡，廉夫随焉，以艺文余暇课愙斋文孙吴湖帆，故倩庵书画实由廉夫发蒙。1920年廉夫病中风卒，倩庵题其绝笔扇面云：“廉夫陆先生名恢，江苏吴江人。初受学于刘子和德六为花卉，秾艳轻清，工逸兼长；继从陶诒孙焘为山水，早著出蓝之誉。庚寅得先尚书公招，壬辰从幕之湘。游岳麓，有纪游图七卷，登衡山，有纪游图八卷。尺幅山水，云烟腕底，盖先生平生之巨制也。丙申客张氏补园，丁酉客吴兴庞氏虚斋。嗣以年老辞归，卜居于河沿街，筑破佛庵，以笔耕为娱晚计。庚申六月，先生古稀正寿，余往祝嘏，犹见笑谈兴高，精神矍铄。中秋后以是扇乞画，许以重阳后为约。孰知九月十二之晚骤病中风，十三日竟作故人。是扇图稿已成，惟未设色耳。先生与吾家友朋，渊源亦云深矣，留此绝笔，永结墨缘，可不宝之。”

陆恢　隶书对联、临隋青州舍利塔下铭

　　陆廉夫生未逢时，绘事初规模王石谷，览古今名迹既多，遂能上溯宋元。书法亦佳，用意汉隶隋碑，取势南北之间。参与海上题襟馆，诸贤相互鼓吹，乃得于沪上画坛立足。其所以卒后声名渐晦，别有原因。吴倩庵固然受惠于廉夫，前引题记尚称允当，而平昔见廉夫遗作多添笔增饰，并于题跋中暗下贬语，以显示己之高明也。如题仿松雪青绿云：“惟当日因生楮涩于青绿设色，不无有难应心手处。”题仿范华原云：“惟因生宣黏笔，烘染略松，未免逊观。”题仿黄鹤山樵云：“读者有嫌其非最晚之作，不无疏漏处，耸余为之加墨润色，以为古今人合作，前人所未有之雅兴。”呜呼，廉夫所教非人，可发一叹。

　　郑谷口出始可以言隶书，唐宋不足观也，遑论元明。米元章、赵子昂、祝枝山辈可称高才，涉笔作隶，不过尔尔，此时代局限也。谷口以后，朱竹垞、金寿门、桂未谷、邓完白、伊墨卿、陈曼生、何子贞、赵撝叔，于八分之体皆各擅胜场。沙孟海编《中国书法史图录》论清代隶书有云：“郑簠作隶有飞宕之致，自成风格，但服古未深；朱、桂功力深厚而少逸气；邓石如笔力矫健，结体则去人不远，却不如其篆；伊秉绶总结诸家长处，出之以凝重，体态万千，世推清代第一；赵之谦、何绍基皆翩翩欲仙，运笔之法不同，而各有专胜，亦是隶中妙品。”隶书诸家中，伊墨卿大字参用颜法，故得有“愈大愈壮”之誉。墨卿以翰墨传家，若子若孙皆有书名，晚年手作书秘诀三十二字付子侄云：“方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

伊立勋临四体屏

　　墨卿子梅石，书摹乃父，杨惺吾《学书迩言》云：“几与父埓而为其父所掩。”立勋字峻斋，或说为墨卿孙，或说为曾孙。按墨卿生乾隆十九年（1754），长峻斋百岁有奇，恐以曾孙之说为是。峻斋曾知无锡县，鼎革后鬻字沪渎，无论识与不识，无润不书。亦能作各体书，扫叶山房汇印所临天一阁石鼓文、长垣本华山碑、北宋拓多宝塔及孙过庭书谱，功力不弱。峻斋挟乃祖威名，颇以隶书自矜，然于墨卿拙厚秘诀全无体会，风格类钱梅溪，一味妍媚，不求古雅，遂成恶札。《品藻录》本条原拟用青山农，又不欲与《点将录》重复太多，乃弃黄而取伊。论成就及影响伊固不及黄，毕竟圣人一脉，勉强入录，阅者其谅之。

伊立勋书贞节坊碑

　　褚松窗精通欧、赵学问，清末参端午桥幕，午桥亦金石名家，相与切磋，眼界益阔，入民国又得张逖先遗藏，所蓄尤丰，沪上碑估往往待其一言而定真赝。松窗遗著大多不传，清王兰泉《金石粹编》最称巨著，过录碑文遇不识者辄用方框代之，松窗乃就闻见所及，依框廓而加以填补，日久一部《萃编》涂乙皆满。待松窗捐馆，家人不知宝贵，廉直售与收买旧货者，马公愚闻讯往访，求索无及矣，事载郑逸翁《近代野乘》。曩校释龙门药方，闻松窗有《龙门古药方考证》二卷，遍求未得，后辗转获观穗中医大学博物馆所藏旧拓，系松窗售与中山宋大仁，复由大仁捐赠该校者，有褚松窗、丁福保、范行准、宋大仁题识，褚跋凡两段，考据药方来历殊有见地。壬午跋有云：“余于光绪庚子年据日人康赖所录《龙门百一方》，因撰考证为二卷，其中订正王述庵之异同伪谬者约五百余字，一时承学之士皆目为见所未见，余极思付之影印，庶可公诸同好耳。”由此跋知，松窗校补《金石萃编》乃实有其事，至于《龙门古药方考证》虽作于庚子（1900），迄壬午（1942）都未获刊布，松窗即以是年卒，稿本存亡不可问矣。

褚德彝　跋大观帖、题汉三老碑

　　金石家书法大抵拘滞者多，放逸者罕。赵德甫不闻有书名，欧阳永叔传《集古录》墨迹数行，整饬有之，风韵不足。其后若翁覃溪、罗叔蕴辈，刻板尤甚。个中缘由缈不可知。松窗作字，亦嫌缜密太过而少情趣。郑逸翁云：“作书一笔一画必有所本，为人书写篆隶墓志碑记，若遇未见古碑之字，必留空格，待考得录入，虽千数百字，亦少遗误，否则必重行书写。”此真大煞风景者。

褚德彝临夏承碑

　　大康才艺多门，书画篆刻而外，尚能颖拓，尤喜治许学，恒以揭示初文奥秘为乐。自谓：“予年来所事，以探索古文字为主，次及古玺印之蒐编，而以书刻为余事，偶一为之而已，绘事又其余矣。”其小学著作有《古文字形发微》、《古文字学新论》、《文字源流浅说》、《说文部首铨释》，合刊为《康氏古文字杂著》四种。胡适之条曾论及学问家不必言艺术，因其理智往往战胜激情，艺术之“烟士披里纯”消弭在逻辑思考中，作品必然淡而寡味。同样理由，艺术家作考据学问，则不免以玄想代替实证，忽视陈例，妄加牵连，亦为人所诟病。大康古文字学研究颇不见容于学术界，著作出版未久，即有某君作《评康殷文字学》专书驳难，至于其间是非曲直，则非本题所欲讨论者。

康殷临张猛龙碑

　　大康能作篆隶真行各体，气味颇与陶心云相近，乃有将书法工艺美术化之趋势。治印习缶翁一路，又得力于古玺印，尚能朴茂，北地印人中少见者。兹节录印稿自序，以窥见作者意趣所在：“二十甫过，南走羊城，醉心绘事文物，仍不能忘情于古籀刀石，时从容庚、商承祚、钱瘦铁诸前辈游，多有所闻，辄蒙谬许。卅余岁回京，发愤搜集古玺印拓，缀辑《印典》，收谱百家，罗列印拓四万，眼界大开，豁然有悟，超脱赵、吴藩篱，直师古人，刻亦略进，时获激赏于方家散木前辈，且频以创派相励，愧不敢从也。”于时下艺林良莠混杂，“嗤妍颠倒，美丑无凭”，更有感叹云：“五十年来徘徊印林，坎坛颠踬，空负驰骋之心，驽骀迟钝，遂绝攀登之望。血凝朱泥，魂消素纸，方寸之地，皓首无功，可胜叹哉。”

康殷　魏碑对联、《印典》扉页